【视频】主播说凉山|移风易俗，需要每一个公民参与！

因而，法律需要正确地规范和保障利益，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利益。

需要关注的是，《草案》几个后续条款对财产关系的处理，似乎仍然留有一些计划经济时代公有财产受特殊保护的痕迹，不尽合情合理。《草案》虽然可以而且应当用自然人概念，但不能完全不提公民与自然人（私民）的法律上的联系。

若别国有这类区分而我国没有区分，则我国公民、法人与别国的公民、法人就处于不平等的民事法律地位了。在民法领域用权力机构来描述民事主体中的内部组织，也不符合汉语的表述传统和习惯，最好将权力机构全部改为决策机构或全权机构。第12条第1款规定：经认许之外国法人，于法令限制内，与同种类之中国法人有同一之权利能力。将基本民事主体表述为公民非常必要，对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因此，民事主体及其权利，无论是将不同权利主体组合在一起还是将不同权利组合在一起，都是私的组合，不可能产生代议民主、人大制度等公共意义上的权力主体和权力内容。

因此，我国《民法通则》中的职权，原本就不应该如此表述。《草案》对自然人完全不做公民与外国人之区分的做法，也不合乎中国民法的传统。总体上，在既有政制框架之中，专题询问更多的是合作型应责，是代议机关和监管者合力做好食品安全工作。

否则，政治应责的不足，会成为整个行政监管责任体系的木桶短板。[德]托马斯·海贝勒、雷内·特拉培尔：《政府绩效考核、地方干部行为与地方发展》，王哲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根据《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及备案指南》（2014）第5条，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程序，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相关程序。既然行政规则的制定让政府及其部门成为人民利益关系的实际调整者，成为事实上的人民代言人，政府及其部门就应该为此向人民应责。

[40]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人民参与各种形式的法律规则，皆未要求行政机关或其负责的行政首长，必须以收集的多数意见为依据。该搜索并不是严谨而穷尽的。

[52]人民代表机关的专题询问基本都有媒体进行实录报道，只是报道详略不同。四、代议机关的专题询问 在事后问责、政府绩效考核、监管规则制定情境中失位或松弛的政治应责链条，尤其是A链条，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受到执政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而在代议机关的议事过程中得以渐渐绷紧。[32]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5月18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指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这被认为是媒体和公众没有对此给予足够关注。

[22]为叙述便捷和简洁起见，本文以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泛指并涵盖食安法、领导问责暂行规定等对党政领导干部实施食品安全问责的情形，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在特定法律条款中有着具体意义的术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金财强调……推动专题询问常态化。就此而言，应责是一个关系概念，连接应该提供说明的人和有权被提供说明的人。关系结构和展开过程，既不是落在分内之事的最初配置状态，也不是落在惩戒或救济的最后追究形式，而是在两端之间。

[47]参见张永红：《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首设食品安全专题询问会》，载《中国食品安全报》2012年6月30日第A02版。[28]然而，即便如此，也还是在前述的时隔4年以后的全国人大执法检查中发现地方政府领导重视不够的问题。

根据征求意见的添加量，500克白酒加入0.01克，成本较低，即便存在商家因加入金箔忽悠高价的情形，也是一种市场行为，定价过高不会有广大消费者群体，不会助长奢靡之风。[50]第二，监管者必须考虑如何解决代议机关提出的问题或督办的事项，并进行后期的汇报。

透过责任可以定位某个个人或机构的规范角色——应当为或不为什么以及行为失当的不利后果，却在无意之中假定了该后果的必然实现，而把该应然后果转变为现实所需要的关系结构和展开过程，放在了视野的盲区。政治应责的各种链条存在不同程度的松弛。但是，任何其他方式的搜索，都有可能摄入更多并非特定指向食品安全专题询问的文献。有的在省级层面，有的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属的州市、区县。其次，专题询问需要更加全面的动力装置。柯观：《金箔入酒争议：法律应该满足少数人炫富的需要吗？》，载《北京科技报》2015年2月9日第005版。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游劝荣表示……今后，专题询问应走向经常化、小型化和常态化，形式灵活多样，不断增强人大监督工作实效。在全国人大，2016年7月2日也就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举行专题询问，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7位国务院部门相关领导到会应询。

[24]而上级的监测松紧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负责的德性。只是，公共行政向执政党应责的程度，取决于特定政制中执政党的科层组织严密程度及其介入公共行政的广度和深度。

在食品安全领域，最典型的就是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许可。如果人民缺少由一定惩戒手段作为支撑的日常监督的出场，那么，政治应责就是因情况而异的、随条件的，由此期待关键领导平时的充分重视，基本上是一种奢望。

更为关键而棘手的是，人民参与模式并未解决规则制定者应该沿着B链条向参与者直接应责，还是应该沿着A链条向代议机关并最终向人民应责的问题。然而，无论肯定论还是否定论，都比较倾向于惩戒或救济意义的行政责任，指向行为违法或不当或造成损失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四川省各市（州）政府的考核共设有三个等级的指标：一级指标分为职能职责自身建设和重点工作三项，各占一定比重，履职情况占70%。据已有的报道，其对行政监管的促进效用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监管者必须认真准备如何应对询问。

例如，在2003年和2008年先后发生的劣质奶粉事件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监督问责的启动，都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部署。《国务院严肃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载《中国应急管理》2008年第10期。

[55]市民代表林水仙参加旁听后表示，对政府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询问这种监督形式很好，希望市人大常委会以后多组织，使之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一个维度是回应（answerability），向某人应责意味着有义务去回应后者提出来的任何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往往是说明自己已经做了或未来准备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第2版），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肯定的观点认为：金箔入酒并非监管者受到企业绑架。

法律应责（legal accountability）是指法院使行政部门在法律上应责。更大的母体（上级）套着也罩着更小的子体（下级）。就此而言，人民是主人、被代理人，公共行政是执行者、代理人。从中亦可窥知，人民参与在此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在见诸媒体的食品安全事件问责事例中，更多得到透露的是事件造成的后果以及为此被追究责任的官员，而较少揭示就此事件询问官员和官员说明的过程。在这期间发生的诸如重庆查获涉及3亿元的地沟油案、上海曝光假冒婴幼儿乳粉事件、网络外卖平台食品安全把关不力、多地出现医疗垃圾制成餐具等问题，[3]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新法仍然无力。

因为，当民意是散在的、无法有效及时转化为权力间监督或具有终极意义的投票权，是否要回应民意的主动权仍然在于与下级有着利益牵连且许多时候需要依靠下级执行任务的上级。一、责任、应责与政治应责 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全面完成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的分解与整理，而是把焦点集中在政治应责上，对这一传统行政法学研究甚少、但确实关乎政府监管实际效果的环节进行探索。

另外参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主任毕井泉在2016年12月2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所作《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反馈报告》。不过，可以略作总结的是，法律（如声称建立最严格责任体系的食安法）施加于监管者身上的责任，既有适宜通过司法过程（如行政诉讼）督促其完成的，亦即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应责，也有不适宜借助司法之力实现的。